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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国的心脏漂移——中国古代王朝是如何择都的?

星夜无雨 中国国家历史 2021-01-22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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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共7019字 | 阅读需15分钟


历朝历代,国都不断位移,其中掺杂着诸多因素,例如战争、灾祸、气候变化、帝王好恶等等。




从商朝盘庚迁殷后,中国古代王朝开始拥有相对稳定的国都。此后历朝历代,国都不断位移,其中参杂着诸多因素,例如战争、灾祸、气候变化、帝王好恶等等。但考察中国古代王朝的国都选择,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。



其一,作为国都,有大量皇室成员、官僚、军士、仆从、工匠等,需要极大的物质供给;
其二,作为统治心脏,需要有利于防守的条件;
其三,制衡天下,又要有相对中心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。


随着中国古代内部环境和周边环境的不断变化,符合这一规律的地区也随之变化,因而造就了古代王朝国都的迁移。

 



西安和洛阳

相爱相杀的东西都


西安和洛阳是中国古代两个重要的古都,在中国帝国时代的前半段,这两座城市几乎包揽了国都的重任。


西安最早作为都城是西周时期的丰镐。丰镐建在沣水两岸,西岸的沣京由周文王所建,是宗庙和园囿所在地;后来周武王在西岸又营建了镐京,作为周天子居住理政之所,二者合称丰镐。此后一直是西周的国都。


周公执政时,开始在东方营建洛邑,作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都城。洛邑分为瀍水东、西两岸的成周城和王城。王城,是宫寝之所在;成周,是宗庙所在。公元前771年,犬戎攻破镐京,次年周平王东迁洛邑,从此洛邑成为周天子居所直至周朝灭亡。



李零在《我们的中国》中说得更清楚明白:“文王都丰,武王都镐,是为宗周。……武王克商后,成王营建东都洛邑,是为成周。”


宗周、成周示意图


公元前350年,秦国定都咸阳,一直到秦朝灭亡,项羽焚毁咸阳。其后,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,定都长安,政治中心一直处于关中地区。新莽末年,关中地区受到战乱破坏,此后刘秀建立东汉,定都洛阳。


从东汉开始,经历曹魏、西晋共257年均定都洛阳。西晋末年,五胡乱华,中原大乱。在经历100多年混战之后,新崛起的北魏在孝文帝的主持下,于公元439年再次定都洛阳。


当代洛阳


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政治分裂,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。隋文帝于公元582年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营造大兴城。隋炀帝继位后,于公元604年开始营建洛阳,且开始以洛阳为中心修建大运河。


唐朝时长安和洛阳齐头并进,形成了东西二都。唐朝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展为唐长安城,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都会。高宗时以洛阳为东都,公元684年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,在洛阳称帝。


此后,唐朝国都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来回切换,唐朝皇帝也是游走于关中和河洛之间。


直到唐末,长安城先是经历了黄巢起义的战火,后朱温又下令拆毁。随着唐朝的灭亡,西安和洛阳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统一王朝的国都,黯然退出了中国政治中心的舞台。


从周到唐的两千年里,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关中平原和伊洛盆地之间来回迁移,这并非偶然,而有着内在规律。

 

关中平原


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,气候宜人,土地肥沃,境内渭、泾、沣、涝、潏、滈、浐、灞等多条河流萦绕,素有“八水绕长安”之说。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关中平原在唐代以前经济发达,司马迁曾言:“关中之地,于天下三分之一,而人众不过什三,然量其富,什居其六。”


八水绕长安


军事上,关中平原东据崤山、华山,设函谷关、潼关;北有北山山脉,有萧关、金锁关;西控六盘山,设陇关;南靠秦岭,设大散关、武关、子午关等。四面环山,西安处于正中。西、北方向可以抗拒游牧民族入侵;向东出函谷关,可逐鹿中原,争雄天下。如果打不过,据关自保也不是问题。关中确实是“金城千里,四塞为固”的定都佳地。


再看洛阳,洛阳在中华文明早期是优于西安的。“昔三代之君,皆在河洛之间。”也就是夏、商、周三代都居住在伊洛盆地之中。周公在营建洛邑时也称:“此天下之中,四方入贡道里均。”

 

洛阳盆地(伊洛盆地)地形图


伊洛盆地可以看成小号的关中盆地,盆地内部地势平坦开阔,交通便利,气候温暖,物产丰茂。肥沃的冲积平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,而盆地周围山峦相交又形成了军事防卫屏障,历代设有多处关隘要塞,周围有函谷、伊阙、广成、大谷、轘辕、旋门、孟津、小平津八大关,号称“八关都邑”。这在地形条件上和西安非常相似。


由于河洛平原的面积远小于关中平原,洛阳在经济上的优势是在隋代大运河开凿以后才凸显的。因三门峡的阻挡,粮食难以从水路进入关中,运送到洛阳基本就到了终点。据《通典·食货》记载,唐天宝八年(公元749年),位于洛阳的含嘉仓存粮高达5833400石,折合现在25000万斤。公元682年,关中饥荒,出现了唐高宗率文武百官“就食洛阳”的奇特景象。


从地理上讲,洛阳相较于西安更居于中心,四通八达,掌控四方。西周和唐都在强盛时期把洛阳作为陪都,就是由于要控制关东地区,洛阳更方便出兵。


但优势和劣势是一个硬币的两面,盛时掌控四方,衰时则四面受敌。在中央政权强盛之际,定都洛阳更能享尽天下繁华,因而盛唐时期武则天定洛阳为神都,把唐朝的政府机构都搬了过来。


可一旦爆发战事,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”,洛阳虽然关隘众多,但受力点多,且关隘险峻不足,防守起来更困难,相较于关中“阻三面而守,独以一面东制诸侯”稍逊一筹。且洛阳守在入关中的道口,是“秦陇之襟喉”,如果攻打关中,洛阳也是首当其冲。


唐玄宗就说过:“帝业初起,崤函乃金汤之地;天下大定,河雒为会同之府。”意思是征伐天下,以关中为基地合适;和平时期,河洛才是八方汇集的宝地。


回顾历史,周灭商、秦统一、汉统一、北周灭北齐、唐统一莫不是出关中而定中原。反之,从西周到东周、从西汉到东汉、唐高宗迁洛阳,关中有变,统治者也会避走洛阳。


关中、河洛俱是定都佳地,西安和洛阳大治时共享繁华,有难时互相庇护,动荡时也可能互相攻伐,实乃相爱相杀的一对欢喜冤家。



南京

半壁奇玉


西晋末年,永嘉之乱,中原士族衣冠南渡。此后,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都以建康(南京)为都,直至隋灭陈。如果在长江以南寻找作为政权国都时间最久的城市,那就是南京。


南京的都城基础,是三国东吴时期奠定的。公元229年,孙权从武昌(今鄂州)迁都南京,筑石头城,当时称建业。虽然南京在这之前也有过城池,但作为国都确是历史上头一遭。


孙权为什么要抛弃武昌,选择定都南京呢?


从经济上讲,当时孙吴生产力最发达的是三吴地区,大致就是今天苏南一带。定都武昌,需要沿长江逆流而上运送物资,而且路途比较长。晋人就说过:“今之会稽,昔之关中,足食足兵,在于良守。”


除了靠近经济发达地区,定都南京更关键之处还在于地理形势的特点。南京虽然号称“虎踞龙盘”,但周围的几座山多是丘陵,并不高耸,最高的紫金山448米,靠近江边的清凉山100多米,幕府山190多米。这些小山如果和关中、洛阳周围的高山峻岭比起来,简直就是婴儿级别的屏障。


如果敌人从南边来,可以说没有太突出的防守优势。但如果敌人从江面上过来,清凉山、幕府山这些临江小山就立马像天神一下站在敌人面前。

 

六朝时期的建康城


南京面前的长江也很特别。长江到了南京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由北向东几乎90度的拐弯,江面特别宽,今天南京的河西地区在三国两晋时都是长江。长江南京段江宽水深,带来两个好处。一个是江宽利于停泊船舶,水运发达,利于经济发展;再一个就是江面宽阔,增加敌方跨江攻打的时间,利于军事防守。而且孙权所筑的石头城在当时雄踞江滨。在古代,好不容易划了老远过来,一座坚城迎面,无数箭矢伺候,仗都不用打,心理上的崩溃可想而知。因此,历史上攻打南京,基本没有正面进攻的,都是从上、下游跑几十里找渡口渡江的(上游马鞍山的采石矶,下游镇江的瓜洲渡,这两处是北方进攻南京重要的登陆点)。

 

如果把长江看做一条龙,南京正处于龙眼位置


相较中游的武昌,南京在东北一角,南京至镇江的长江一线基本呈东西走向,南京纬度更靠北,但不凸出,而湖北地区战略前凸,容易两面受敌(不妨想想关羽)。

而且古代“守江必守淮”,除了长江,南京前面还有淮泗防线,在东晋南朝的大部分时间里,南方政权都是控制淮泗地区的(只有最后一个陈的北部边界在长江),这就对北方形成了两道防线,安全性更高。


南京处于江淮和江南的节点


南京恰处于江淮与吴越交汇的一个点上。南京是除镇江以外,最靠北的长江以南城市,位置比镇江更靠西,距离中原位置更近。从西晋衣冠南渡、唐安史之乱避地东吴、南宋建炎南渡,中原人口三次大规模南迁,南京都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。

 

也正因为如此,南京虽身在江南,但你很难把小桥流水、吴侬软语这些江南元素和南京联系起来。因为人口结构的关系,南京在语言、风俗、饮食、城市格局上更偏北方,是一座南北文化交融的城市。


人口的优势,就意味着劳动力优势(经济),兵力优势(军事)。而南京南边的苏州、杭州,一马平川,几乎没有防守的条件,南京制约吴越具有优势。


因此,南京对北有抗拒的能力,对南又有控制的能力,因而是半壁王朝定都的佳地。


定都南京的王朝都不长因而被世人诟病为“短命王朝”其实东晋南朝各王朝的短命,大部分是宫廷政变所致,这和当时皇权衰落,武人擅权关系很大,是体制弊端,和定都南京关系不大。


从东晋到南朝最后一个王朝陈,南京连续做都城持续273年,比之南宋在杭州的138年近两倍时间,前面说的洛阳从东汉到曹魏连续为都也仅257年。


但南京确实不适合做全国政权的都城,南京对北方可以自保,但却很难有控制全国的能力。长江使得攻打南京困难,同样从南京出发征伐天下也不易。无论此后的明朝,还是近代的国民政府,南京再次作为首都也都是昙花一现。


南京就像是东南半壁上的一块奇玉镶嵌在长江龙眼处,美丽而又脆弱。

 



从开封到杭州

由四战之地至苟安之所



公元904年,朱温挟持唐昭宗东迁洛阳,拆毁长安宫殿。三年后,朱温废唐哀宗,建立后梁,以洛阳和开封为东西两京。此后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直至北宋皆以开封为都。


开封上一次为都还是遥远的战国时期,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。开封在沉寂了千余年之后,为何能够再次崛起?


这得益于大运河的开凿。隋唐大运河沟通淮河和黄河的一段是汴河,而汴河东西横贯开封城。当时唐人就评价开封:“当天下之要,总舟车之繁,控河朔之咽喉,通淮湖之漕运。”开封成为沟通洛阳与东方的水陆都会。


由于安史之乱后,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,关中、河洛对东南的给养愈发依赖。唐末,藩镇已经意识到控制开封,即控制了漕运,也就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。后晋石敬瑭认为开封“汴州水陆要冲,山河形势,乃万庾千箱之地,是四通八达之郊”,把都城从洛阳迁至开封,后周、北宋更以开封为唯一都城,确立了开封政治中心的地位。


开封虽然在经济上呈现繁荣,但在军事上却是一块险地,四面无高山,地势平坦,北面仅有一条黄河(冬季还会结冰),况且黄河时常发生水灾。


观遍中国历史,不得不说后周、北宋的开创者们面临的统一战争难度系数是地狱模式,周、秦、汉、隋、唐、元、明、清历代的统一战争,都是由中国之一角逐渐向外扩张(周秦汉隋唐都是由西北,明是由东南,元清则由北方和东北),唯独后周和北宋是居中央而战四方,最后完成统一。


这种开国时的风骚操作给予了北宋统治者一种盲目自信,选择了四战之地开封作为都城。而太祖太宗的继任者们养尊处优,享尽繁华,形成了路径依赖,也就懒得再迁都了。


北宋汴梁平面图


范仲淹就曾劝说过宋仁宗迁都洛阳,“洛阳险固,而汴为四战之地,太平宜居汴,即有事必居洛阳。当渐广储蓄,缮宫室。”结果宋仁宗当了耳旁风。


开封相较于其他统一王朝的都城,可以说是最薄弱的。为了弥补防守条件的不足,北宋统治者采取疯狂扩充中央禁军的政策。


结果是中央机构及军队庞大臃肿,造成北方前线虚弱不堪,且调度不灵。这种守内虚外的国策,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屡次直抵黄河岸边。北宋国境缺乏战略纵深,前线一旦被突破,就容易被直击心脏。终于在立国仅167年后,公元1127年,金人攻破开封,北宋灭亡。


这是开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,仅仅只有一百余年,昙花一现。

 

公元1127年,开封城破。徽、钦二宗以及绝大多数王室成员成了俘虏。唯独游离在外的康王赵构侥幸逃过一劫,于是他成了唯一的合法继承人。当金人撤退后,北宋遗臣恭请赵构回开封登基。赵构对金人畏之如虎,金人虽然暂时退走,但开封在金人的铁蹄下早已是门户大开。金人完全可以像逛自己家后院一样,随时光临。


赵构“深谙”兵法,打不过就跑!于是赵构开启了南逃之旅,大臣们恭请赵构回开封,赵构不敢,就在南一点儿的商丘即位。在商丘感觉还是不安全,还在金人的后院,又逃至扬州。到了扬州,还在江北,金人一拍马屁股就到了。过江!于是一路逃窜经杭州、越州(绍兴)、明州(宁波)、定海(舟山),金人穷追猛打,没办法,坐船入海,这才躲过一劫。赵构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,让他不敢距离金人太近。


当时可供选择的基本就两个,一个是南京,一个则是杭州。到了公元1132年,经过一番纠结,最终赵构选定杭州,在此修建宫殿。


相比于南京,杭州距离金人更远,更能远离战火,享受安宁。长江在南京以北,用来抗拒北方;钱塘江在杭州之南,用来逃跑。这也从政治姿态上告诉金国,自己没有北伐中原的打算,只想苟延,过过安稳日子。


南宋朱熹就讲过:


东南论都,所以必要都建康者,以建康正诸方水道所凑,一望则诸要害地都在面前,有相应处。临安如入屋角房中,坐视外面,殊不相应。建康形勢雄壮,然攻破著淮,则只隔一水。欲进取,则可都建康;欲自守,则莫若都临安。


显然,赵构选择自保,根本没想过进取。

 

金军南下和宋高宗逃跑路线


从经济上讲,杭州地处杭嘉湖平原,江南富庶之地,有充足的物质供给。而且杭州是大运河的南端起点,现在则成为了终点。长江以南运河两岸的富庶城市到首都也有便利的水运条件,于是杭州成了这一半壁江山的国都。


“暖风吹的游人醉,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杭州烟雨朦胧的景致确实容易让人丧失斗志,忘却故土,成了南宋统治者的苟安之所。



 

北京

千年来的天选之都


宋以后,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后半程。金、元、明、清四代定都北京,确立了北京的国家心脏地位,直至今日。


北京成为帝都,来自两方面的因素。从经济上讲,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南移,确切地讲是东南移。再回西安,距离江南财赋之地过远,交通也不便。元代大运河去弯取直,江南财赋钱粮经大运河可直达北京。

 

元代大运河去弯取直


从地理上讲,北京扼守东北进入中原的要道,辽、金、清这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都是兴起于东北,当他们突入广袤的中原大地时,第一座大城市就是北京。这里既属于汉族王朝的传统统治区域,又离自己的老家很近。这些少数民族在刚进入中原时,并不知道自己能坐多久的江山,离老家近点总归算是给自己留有后路。


如果说少数民族选择北京是距离自己老家近,那么明朝朱棣迁都北京岂不是离老家离祖坟都更远了?


现在人常说明朝是“天子守国门”。那么为什么要天子守国门呢?其实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有关。因为国都距离边境太远,如果前线将领权力太大,则骄横跋扈,可能导致割据分裂(如唐);如果前线将领权力太小,处处受到掣肘,则军事羸弱,不堪一击(如宋)。


如果把东南的经济重心和东北的军事重心作为两个焦点,将一根线的两头固定在两个焦点上各自使劲,绳子绷直,取一个中点平衡两个焦点,那么这个中点就落在了北京。

 

濒临北方前线的北京


所以到了明朝朱棣时,干脆天子守国门,既中央掌兵,不怕内乱,又不惧外敌。因此,明朝大体沿明长城一线形成了“九边”防御体系,北京城几乎是坐镇前线,统筹整个北方防线。


相比之下,南京作为明初帝都的短暂成了一种历史必然。明初的外部隐患来自北方的蒙古,燕王朱棣手握重兵,站在抗蒙前线。那么手握重兵的燕王,既可以把兵用来征伐蒙古,也可以用来争夺皇位,且自己也姓朱,多少具有一定的合法性。好在朱棣乃一代雄主,知道平衡内部和外部的关系,果断选择迁都北京。这实在是保证明朝基业长久的正确之举。


当然北京作为国都并非没有缺点,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条件下,偏东北的北京对于西南的云贵距离上还是太远了。盘点下元明清直至民国,多次对中央政府的挑战多由云贵而起,万历杨应龙叛乱、南明对清的抵抗、吴桂三叛乱、护国运动等等。但云贵地处闭塞,经济落后,很难形成能够颠覆中央的势力,对统治者难以构成实质性威胁。因而这种小缺陷实在是瑕不掩瑜。


地理位置确立了北京的重要地位,而这种地位又反过来推动北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产生的巨大作用。北京城一方面是九重宫禁,似乎无处不透射出严密等级体系的汉人皇权文化,同时诸如胡同、白塔、涮羊肉这些北方少数民族元素深深融化在这座城市里。在元明清三代的不断发展融合中,北京已经为后来的多民族共和奠定了合理的历史逻辑。北京也就当然的成为这一千年来的天选之都,直至今日。

 

考察古代王朝的择都规律,经济、军事、交通等固有因素深植其中。一个王朝都城的选择对其盛衰兴亡有重要影响。然而,孟子有云:域民不以封疆之界,固国不以山溪之险,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。再好的地理形势,再坚固的城池,如果不施仁政,终究挡不住王朝的覆灭。都城只是一个王朝心脏之“形”,治国之道才是王朝心脏之“魂”,古今中外,莫不如是。




- 完 -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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